语云，“散步是为了遇到好市长”，把市民说得像后妈生的孩子一样，怯生生地去“散步”，结果却“遇到了市长”。我相信，如果不是踩在互联网的台阶上，“散步”的市民什么都可能遇到，却惟独难以遇到市长。事实上它发生的概率跟中亿元彩票的发生率是一样的，仅仅在去年发生了一次。

    从技术的角度，手机作为个人信息终端（上传和下载），已经是互联网的一部分。“散步遇到市长”的故事，缺点是少有机会模仿。下面有一个例子没有上述缺点，不那么壮观，但却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独立完成的，不需要上街的“散步”，也同样可以“遇到市长”。

    1月3日，人民网突然出现一组图片消息，内容是某县（网上有实指，此处暂时隐去为妙）法院的庭审现场：审判长、审判员和书记员全都着便装，前两者是边审案边打手机，后者也是边抽烟边听案。

    要知道，这条消息报道的就是当天上午的事情！设想法官们在上面抽烟打手机的时候，庭下就有人对着他们拍照，然后上传，消息立即迅速在全国的网络间散发开来：三位法官哪里知道，当他们走出法庭的时候，已经成了全国闻名的新闻人物。这就是互联网时代的传奇。

    而第二天，人民网又有消息，这就相当于“市长出现了”：审判长（原来是该院行政庭庭长）被“停职检查”。要知道头天的图片说明有“这种庭审怪象并不罕见”，然而，一旦“荣登”互联网，他们就立即自觉羞愧，赶快给公众一个交待。

    不妨再看一下“校长追县长签字被拘”事件和“县警察进京城捉记者案”。前者在事件发生一周后，风平浪静，但后经媒体报道，引起网络沸腾，只在两天内，事件全盘倒转：拘留校长的处罚撤销了，停职的校长复职了，先是被责令向县长道过歉了，现在是接受县委书记、县长、公安局长和教育局长的集体道歉！后者：1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辽宁省西丰县的警察进京，“举网哗然”。1月8日，即报道的第二天，西丰公安机关已经“正式撤销立案、撤销拘传”了，1月9日下午，西丰县“道歉”的一干人马就已经“进京”了。

    在人民没有成为网民之间，处在人民眼皮底下的基层官僚往往也可以一手遮天的。然而，当他们的行径摆在网民面前，他们不可以一手遮网，网络不给基层干部提供这样的技术，于是，他们只好“适应网络”，并且以网民似的速度转弯！他们几十年的政治训练都明白不了的道理，立刻被网络“强制执行”。

    互联网在技术上给公众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信息平等机会，每一个网民都有条件方便快捷地参与公共问题。你不需要是一个记者，当你刚好在那个乌烟瘴气的法庭现场，你就可以把现场情景上传给任何一个网站。在没有新闻法或者将来有新闻法的年代，新闻记者都不垄断采访权。在互联网时代，每一个网民都是记者。

    互联网正在迅速、深刻、全面地改变着人类社会。任何个人和政府都必须适应互联网的规范。而中国已经成为一个“网民大国”。中国有2.1亿网民，以500万之差次美国。考虑到几亿农民不认识键盘，也许中国城市人口（包括会上网的进城民工）对互联网的平均热情要比美国高。中国可能有着世界上最铁杆的网民，他们对网络有很深的，甚至过分的寄托。他们的网络生存状况如何，是否享有正当合法的权益，是否“越来越有才”，关系到中国社会的整体和谐。